从高家沟村可以看到丹江口城区，车程仅需10分钟。（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图）

2022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八周年。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丹江口库区移民搬迁在2012年9月全面完成，这也是继三峡工程后最大的水库移民工程。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十堰人，我从小就听到过“一江清水送北京”的口号。我的老家不在搬迁区域内，在搬迁密集发生的2010年前后，我还在距离丹江口九十公里的十堰市城区上初中。那时，即便是我们，对外界信息的获取也非常有限，对移民的印象来自报纸和电视，一排排贴满红色横幅的大巴车，和一队队扛着背包、锅碗瓢盆的人。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贯通8周年的节点，我想要去了解一下家乡的这些移民。巧合的是，与两位高中好友小陈和小彭聊起这个话题后，才知道他们其实都是移民。

小陈的老家在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沙沟河村，2010年移民搬迁至襄阳，他的父母更早之前就听说了搬迁的消息，2001年在六里坪的镇上买了房子，“迁户不迁人”。

“迁户不迁人”是指，虽然这些移民的户口已经迁到安置区，但他们还是选择留在十堰生活和工作。

据新华社2010年11月的报道，丹江口市外迁移民有七万多人，安置地区包括省内的武汉、襄樊、荆州、荆门、随州、仙桃、潜江、天门等。

2019年大学毕业后，小陈回到丹江口水电站工作。他记得由于爷爷的坟墓也要被淹没，所以他们只能在爷爷过世多年后，捡出几块骨头带走，重新埋葬。

小彭老家则在十堰市郧县柳陂镇的彭家岗村，从地图上看，这个村子已经在水下了。他们2010年搬迁至潜江市的广华农场，户口虽然迁了过去，但他们仍然留在十堰，在城区的花果街道买了房。2023年1月16日，趁着水消后出现的小路，小彭沿着河边回去祭祖，用他爸的玩笑话就是，“我们的老祖宗都住在东海龙宫下面呢”。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故事，夹杂着些许震撼和不可思议。原以为离自己很远的移民群体其实就在身边，而我们却从未聊起过这个话题。

重返丹江口

带着这种愧疚和好奇，2023年的1月20日，我从十堰来到了丹江口。

高铁到站时，发现一起下车的乘客仅有五六人。出站后，我遇到了身材偏瘦、皮肤黝黑的出租车司机潘伟，他将车停在路边等待着乘客们。今年51岁的他就是丹江口的外迁移民。

潘伟一家是在多年后返回的丹江口。他本是丹江口市凉水河镇人，由于房子和田地均被淹没，2010年，他以及所在的村集体，统统迁至天门市的多宝镇。他们搬迁到天门后的村子叫凉水河新村，这也是他现在的户口所在地。

虽然地名上营造了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但迁过去并不意味留下来。随迁天门是考虑到农民需要土地，但如今只是将这些田地租给他人。潘伟发现村里的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留守村子的都是老人，天门的房子“住的人不多”。

他们一家也不适应天门的生活，搬迁当年，他们就到北京从事装修工作。此后十年间，他们每年回天门的日子十分短暂。唯一不变的是家人每年都会回到丹江口祭祖。“过年要么在北京，要么回丹江口。”

2020年疫情暴发后，他们一家决定回到丹江口。

为什么回？熟悉感是很重要的。潘伟表示，“还是回来熟人多些，家里人也都想回来”。

能够回去是因为他很早就做了准备。早在1995年，24岁的潘伟花六七千元在丹江口市区买了六十多平米的房子，这是他们一家人如今的安身之所。

其中也夹杂着些许无奈，因为“农村回不去了，户口是那边的”。说话的间隙他掏出了身份证给我看，住址显示为湖北省天门市多宝镇凉水河新村。

受疫情影响，开出租的生意不如人意。他从早上六点半开工，跑到晚上十一点，每天收入100多元。所幸，过年前几天有所好转，“这几天每天能挣400多块”，潘伟欣慰地说。

2023年1月20日傍晚，丹江口市人民广场。（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图）

“十家有五家都回来了”

从丹江口高铁站出发，大约半小时到达市区人民广场。家长们带着孩子在广场上玩耍，老人们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唠嗑，还有正在排练的演员们，旁边商场不时传出叫卖声。

在丹江口市人民广场遇到的数名当地人告诉我，当年有一部分外迁的移民在相对边缘的新城区买房；还有一些移民在离开数年后选择回来，“搬去荆门的好多都回来了，十家有五家都回来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向我感慨道。

高级工程师逄智堂主要从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规划工作，他所在团队曾对丹江口水库外迁移民的安置效果和居住现状展开调查，结果发现由丹江口市六里坪镇迁出、安置在荆州开发区和由武当山特区迁出、安置在京山县的移民常住率仅为12%-39%。

当地人提醒我，在丹江口右岸区域有不少移民。我随后来到了三官殿镇高家沟村三组，眼前的楼房错落有致，田地里还长着绿油油的白菜，耳边不时传来鞭炮声和狗吠声。这里距离城区不过10分钟的车程，村上有两个移民点。

与外迁移民不同，内安移民的安置区仍在十堰市，属于留在家乡的“移民”。实际上，丹江口库区的内安移民约有10.5万人，比外迁移民要多近3万人。

王兆顺家就是内安移民，他家房前的一角晾晒着干辣椒，电瓶车上的竹筐里摆着紫菜苔和大蒜苗。出生于1974年的他是一个木工，此前常年在外务工，去过山西、河南。妻子在家照顾三个孩子上学，家里种了一亩地，养了鸡鸭鹅。

王兆顺原本住在高家沟村七组，临近江边，需要翻过两座山才到三组。早在1996年，三个孩子出生之前，王兆顺就听说了搬迁的消息。由于舍不得家乡，不想远迁，他就在距离市区更近的三组买了三间宽敞的土坯房。

2005年，高家沟村七组的村民整体就地搬迁，从七组迁至三组。2017年，王兆顺将原本土坯房旁的牛棚和粮仓拆掉，新盖三层小楼房。两年前，又把二楼和三楼装修好。由于手头并不宽裕，一楼至今还未装修好，屋内的水泥墙略显昏暗。家门前还摆着小推车、铁锹和搅拌好的水泥，从搅拌水泥到粉刷墙面都是他亲自操刀。

王兆顺期待着过完春节能在丹江口市区找到合适的工地，这样可以离家人近些。屋内，三个孩子围着火炉，大锅里还炖着卤肉，溢出阵阵香味。

逄智堂曾对移民回到库区的原因进行分析，他认为主要是因为在库区有住房、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有适应的生活习惯以及构建多年的个人社会关系等。

人民广场的那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和我提及，丹江口的房子很好卖，也是源于这些“迁走的户口，迁不走的人”。

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